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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突出特色 轻工老校焕发新生机
2017-03-06     (点击:)

——专访陕西科技大学校长姚书志教授

【编者按】19日,中国教育在线、学术桥联合《科学》杂志,邀请我校校长姚书志教授作客“科学引才聚焦系列——聚焦双一流”系列访谈栏目。在访谈栏目中,姚书志就高校“双一流”建设话题及陕西科技大学在“双一流”建设和引进人才方面的举措,与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进行了精彩对话。



陈志文: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一所非常有特点的学校,陕西科技大学。我们首先欢迎陕西科技大学的姚书志校长。

姚书志:大家好!

陈志文:陕西科技大学实际非常有特点,但从校名上看好像特色并不突出,叫科技大学的学校有很多。您能不能用比较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陕西科技大学的特点或者基本情况。

姚书志:现在叫“科技大学”的,在陕西就有好几所。这是由于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大学的改名、更名,不能以“大区”以及高校原来所属的行业来命名。陕西科技大学其实是一所轻工特色很鲜明的学校,我们经常用“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来概括学校58年沧桑艰辛的发展史。

我校于1958年创建于北京,时名北京轻工业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轻工本科高等院校。学校在“大跃进”的高涨热情中开启了满怀希望的第一次创业。1970年,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学校整体搬迁到陕西省咸阳市,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学校在经历了第一次大搬迁的阵痛之后,迅速开始了第二次在西部非省会城市长达30多年的艰苦创业。1998年高等院校调整,学校由国家原轻工业部管理划转至陕西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次划转”。2002年学校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此后,为了解决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而造成的办学基础条件滞后的问题,学校启动了新校区建设,并于2006年顺利实现了主体由咸阳东迁西安的第二次整体搬迁,开始了以提高质量、内涵发展为主的第三次创业。

回顾58年的办学历程,我们有非常令人骄傲的光辉历史,现在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热泪盈眶,但是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和艰辛。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是首都八大院校之一,毛主席曾亲自接见我们的教师,我们校史馆现在还有很多当年的记载;迁到咸阳后,到1978年时,我们还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88所重点院校之一。但是后来由于校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我们痛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渐渐落后了。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陕西科技大学目前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建设高校,也就是俗称的小“211”高校;是“十二五”期间陕西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共同建设的高校。学校从1958年本科建校,1981年首批获得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经历了58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发展成为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完备,以工学为主,轻工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

陈志文:这是学校一段辉煌的历史。换句话说,大学讲究积淀或者沉淀,我们学校就是非常有积淀或者沉淀的一所大学。那么,陕西科技大学的特点是什么?

姚书志:从专业学科上来讲,我们是以轻工学科为主体的。1958年,为了满足短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培养轻工行业人才,研究轻工发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周总理从全国调来各方面轻工行业的专家成立这样一所学校。后来50多年的办学历程也主要围绕着“轻工行业”和“轻工学科”展开,具有很鲜明的行业特色。学校在围绕行业来解决社会重大需求的办学历程中,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励,最近我们轻工学科的专家还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奖”。

陈志文:这些奖项都是学校围绕轻工行业的特色取得的,具体一点都是哪些学科或者专业?因为轻工行业这个概念几乎还是上个世纪的一个概念、定义,现在实际上已经泛化了。

姚书志:“轻工学科”是在社会生活资料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围绕着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为了解决市场需求而建设的学科,是与国民经济三大部类“农、轻、重”中的“轻”相对应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全国已经由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现在的“轻工学科”也应该注入新的发展内涵。我们最有特色的学科叫做“轻工技术与工程”,其中,我们开创的“制浆与造纸工程”、“发酵工程”和“皮革化学”专业都是全国有名的;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当中的“陶瓷”、“玻璃”等方向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在传承传统“轻工”特色的同时,我们在“食品安全”、“环境科学与工程”方面也积淀出新的生长点,形成了“立足轻工、丰富轻工、跨越轻工”,从传统“轻工”向新轻工转型的办学思路。

陈志文:这实际上就是陕西科技大学最有特点的地方,特殊在是行业办学,部委行业办学办起来的。但是在九十年代末有一波合并潮,紧接着伴随着扩招,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野蛮生长”,就是追求“大而全”,什么专业都办的“野蛮生长”。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学校反而是吃亏的,因为学校行业特点比较鲜明。

姚书志:我校在1998年以后,也经历了你所谓的“野蛮生长”这么一个阶段。原来是轻工一个学科,或者说是工科一个学科,现在还包括经济、管理、法学、文学、艺术、理学、医学在内的8个学科。但是整体来看,学科太泛化的“野蛮生长”对学校没有好处。我们处于办学资源欠发达省份,在财力支持有限的情况下,学科建设还是需要在某一点或某几点上有所突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学科建设方向太分散,经费、人才资源以及办学资源等分散在多个学科,反而不利于学科的成长和发展。我觉得应该像老子所讲的“为学日益”,“为学”如同学校的学科建设,应该沿着一个方向,一层一层的往上积累。

陈志文:你现在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有什么样的思考?

姚书志:学校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围绕着自己原有的特色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在优势学科积聚更多的人才,从海内外引进更多的人才。我们经常讲,学科建设要凝练方向,凝练方向就是要在我们的优势学科上凝练,要在现有基础上拔高,解决的是提升质量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某一个学科方向我们不具有优势,凝练不出一个好的方向,可不可以通过引进人才,来发展一个方向?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的学科,能不能引进更高水平的人才,比如说引进一个院士,院士本身就能带领并发展一个学科方向。我们除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凝练学科方向以外,在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基础上,可以再建设一些新的优势学科。但是,我们整体还是需要围绕原来50多年建设的优势学科往外延伸,不能加以泛化,不能如你说的“野蛮生长”。轻工行业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化或者是计划经济的概念,本身就是短缺经济的产物。在世界上除了原苏联,其他国家没有轻工学科这个概念。现在成为过剩经济以后,轻工有什么新的内涵,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不过,同一个学科名称,我们学科的聚焦点和清华的聚焦点,和交大的聚焦点就会不同。比如说,材料学本身是个非常大的学科,有金属、非金属、无机非金属等各种材料,我们的材料学科就围绕轻工行业,也就是我们开创的玻璃、陶瓷等方向。传统的玻璃和陶瓷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现在应该沿着这传统的优势方向进一步发展高精尖的技术。

陈志文:这就是我想问的,比如说我今天看了学校的一些实验室,看到造纸的时候,我就在想,纸原来是很重要的发明,是生产和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用得越来越少。这使我们想到,柯达发明了数码相机埋葬了自己,不是胶卷不够而是不需要,对吧?不过纸永远会需要,但需求量会下降,那么这个学科又怎么去发展?

姚书志:目前的制浆造纸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木材或者草等生物质材料,生物质材料除了造纸还能在哪些方面应用拓展?比如说,现在国际上在生物质材料方面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怎么样实现生物质向新能源高效率转化的问题。我们最近从加拿大请来一个院士,这位院士主要就是研究生物质材料向新能源转化问题的。像石油、煤炭这种化石能源的使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新的清洁能源替代这种传统能源,很可能是我们人类长期发展需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研究正在转型,我们也在试图超越传统轻工,请国外的专家和我们自己的专家一块来进行探索。

陈志文:实际这既是危机又是机会。

姚书志:危机嘛,就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陈志文: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

姚书志:当然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造纸新材料的开发这一方面也有突破。最近我们学校有一个专家在研究“石头纸”,就是在原来生物质材料造纸的技术基础上,使用非生物质材料,比如说石头,来造纸,解决环境污染或者资源枯竭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都是新的生长点,我们就是需要在原来的老学科整合重建的基础上,寻找、探索新的生长点,去引领整个轻工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陈志文:在学校突出自己优势或者长项的方面,你们目前计划突出哪几项或者哪几个学科方向?

姚书志:我们“轻工技术与工程”这个学科目前在全国排位处在第五、第六,应该还是比较靠前的学科,肯定要积极支持。另外像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和更多大学的材料学科,比如说交大的金属材料这些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在传统的玻璃和陶瓷的基础上来延伸、发展。比如说超导就是用陶瓷,我们在低温状态下研究这个材料。另外,我们学校主要是轻工或者叫作轻化工,主要是以“化学工程与技术”为基础的,像“材料学”和“轻工技术与工程”都是以“化学工程与技术”为基础和支撑的。我们现在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在全国的排位也在前30%左右,也是要大力支持的。除了这些传统的优势学科以外,我们现在还积极支持如“环境科学与工程”和“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这些能为地方经济重大战略服务的专业和学科,并且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陈志文:说到这个,就绕不过去讲“双一流”。你怎么评价“双一流”?

姚书志:“双一流”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以学科建设的水平决定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此之前国家高等教育的战略决策行政化色彩比较重,就是政府在调配着整体的教育资源,这个方面的力量非常大,这只有形的手非常厉害。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省上重点建设的学校,现有的学科在某一点说,比如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提升是有空间的,但是成为国家一流学科是有很大难度的。国家现有一级学科95个,据说国家重点支持的一流学科是100个,就是说每个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才有可能进入国家一流学科。以我们学校的现状,在我任期内,甚至在我有生之年,要建一个全国排名第一的学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全校所能调配的所有资源没有“985”、“211”这样学校一个学科所占有的资源多,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和“985”、“211”抗衡或者竞争。随着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陕西省也提出了四个“一流”建设,就是在“一流学校”、“一流学科”以外,建设“一流专业”和“一流学院”。陕西省“四个一流”为陕西省省属高校提供了均等的机会。比如说,规模小一点的学校,有可能是某一个专业办成了陕西省“一流专业”。国家的“双一流”没有我们的份儿,但省上“四个一流”中,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按照国家“一流学科”和“一流学校”来建设,国家没有把我们定位在“一流学校”上,我们也办不出第一名的“一流学科”。这让我们这样的学校感到很苦恼。我当校长有一个非常苦恼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以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主的学校,踏踏实实地培养人才就可以了,无需考虑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其它职能。而现在,陕西省把我们列入省上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我们就有义务给陕西省去争一流,但我们又不是国家一流,没有列入国家的一流,在各方面投入都非常有限,这让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也感到很多困扰。我们学校这一年多来也进行了一些大的改革,比如说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上面进行改革,但是在我自己本身看来,觉得很多都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成分。

陈志文:我觉得这个问题和你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高校的发展和我们国家的国情了解太透有关系,这和你的职业发展背景有关,我们总是要去利用或抓住机会。“双一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各地都有“双一流”,国家有“双一流”,地方有“双一流”,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那我们都要去抓这种机会,至于能不能达到最理想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说,总归是一个机会。所以,“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大家马上下手的是人才大战。我想问一下您,抢人才这是个关键,那么第一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第二您想怎么抢?最后让它真正能扎根、发芽,产生效果。

姚书志:我想人才应该是分类型和层次的,应该按照承担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不同职能划分类型。两种不同工作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这是一个横向的划分;另外,同一类型的岗位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在纵向上,比如说在国内有院士,有长江学者,有杰青、优青等;引进海外人才,有“千人”,有“青年千人”,具体到陕西省,有“百人”和“青年百人”,它是有层次的。既有类型又有分层,不管属于哪个类型、哪个层次,只要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的都应该是人才。所以,人才队伍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一个复合体。或者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才身上,他居于某一个类型中间的某一个层次。

陈志文:你们定位是哪一类型,哪个层次的?

姚书志:对我们来说,每一个类型、每一个层次都有需要,高水平顶尖人才最好,但是能不能引来需要机遇和条件。结合学校实际,我们把高水平人才分了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学科领军人才”,就是指院士和带有国家级头衔的,比如说,千人、长江学者、杰青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特聘教授”,比如说,在“985”院校取得突出业绩的二级、三级教授和海外知名高校的教授,我们大力引进。第三个层次是“学术骨干”,比如说海外高水平大学和国内“985”学校副教授,只要他有学术潜力和原始创新能力,那么我们直接聘为教授引进到我们学校来。这三个层次,都是已经取得一定学术成果,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或者说是被同行所认可、公认的高层次人才。此外,我们还在博士中间划分了三个层次。除了优秀的应届博士之外,还有“高水平博士”和“青年拔尖人才”。我们把博士中的具有一定原始创新潜质的青年高水平人才直接聘为副教授,并给予相应的人才引进待遇,提供工作和事业平台。最近遇到一些高校的书记和校长,他们说,听说你当校长一年多引人动静很大,你引来几个院士?我就跟他说,如果是院士这个层次,目前我一个都没有引来,因为受平台或者其他条件的限制,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是,我引来的高质量博士和青年高水平人才有一两百个,我认为这是我们陕科大未来发展的潜力。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或者有原始创新潜质的我都把他作为人才引进。如果有条件的话,院士等高端人才当然需要大力引进。但是,关键是要看学校现有的平台以及学校能够提供的支持条件是否满足他的需求。对于目前没有办法全职引进的高端人才,我们也在积极开展“柔性引进”,也叫“双聘引进”。我们从加拿大高校聘请的海外院士,不是属于我所有的,但是每年有两三个月在这里工作,指导我们的学科发展,就属于我们“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我还和几个“985”学校的校长交流过,他们跟我说,你们引进人才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万事开头难。比如你想引进海外人才,但是海外高层次人才不了解陕科大的学科、陕科大这个学校,海外人才只知道北大、清华等高校,引进人才的渠道有一定限制。另外,没有一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在你这里生活过,你怎么样才能把现有的这个圈子突破了,这不完全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所能达到的,还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比如说有几个国外的人才了,这些人才就会告诉其他国外人才,你的两个朋友这里发展的很好。

陈志文:你说得很对,前些年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之外其他地方很难有外国人聚集,原因就是待不住。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人,人需要一个群居的环境。

姚书志:另外一个层面,你前边提到的问题还隐含着我对引进人才的一个态度问题。我在学校也多次讲过《战国策》中《郭隗说燕昭王求士》的故事,燕昭王向郭隗先生求教如何能得到贤士来一道治理国家。郭隗当时就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古代有一位国君想用千金求购千里马,可是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近侍对他说道:“请您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了。三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千里马,可惜马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用五百金买了那匹马的脑袋,回来向国君复命。国君大怒道:“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而且白白扔掉了五百金?”这个近侍胸有成竹地对这个君主说:“如果天下人知道您买死马尚且肯花五百金,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都以为大王您擅长买马,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人送来了。”果然,不到一年,三匹千里马就到手了。郭隗跟燕昭王说:“如果现在您真的想要罗致人才,就请先从我开始吧;我尚且能被您重用,何况那些胜过我的人呢?”燕昭王重用郭隗消息传开后,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而来,剧辛也从赵国来了,人才争先恐后集聚燕国。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引人的时候,不要太求全责备。

我给学校中层开会的时候,大家对引人还有一定的顾虑,担心引来的人最后达不到预期怎么办。我当时说,如果说我们引100个人,中间有50个甚至30个人达到预期了,我们觉得就很好了。我们不需要100%的成功。你要求所有的人才引进能够100%成功,那样就没有一个人敢去引人。其实我们对人才的态度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原始创新的能力或者有这方面的潜质,并且你在这个岗位上努力付出了,最终能不能发挥他的创新能力,有各方面的因素。对人才的态度应该宽容,应该以更加以宽容、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人才。当然我们也要考核,人才也要完成既定考核任务,不能是学校投入一两千万引来的人才,三五年后没有任何产出,这肯定也是不行的。

陈志文:人才一般来讲就是引进和自己培养,和这个关联的就是在校内培养上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姚书志:我们学校的人才战略是引进与培养并重。其实在人才引进工作中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有很多人都在讲“请来女婿气走了儿”。引进的人才待遇高,和本土成长起来的可能有差别,会对本土人才造成一种压力和刺激。我觉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人才引来了,不是指柔性引进,而是实质性引来了,那就是我们陕科大的一员了。我们曾经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爱国不分先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爱校也不分前后”。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老同志或者老教师,他和我们学校共同成长的久一些,学校的曲折他经历过,学校的欢乐他也感受过,他对学校的感情更深一些。但是,我们引来人才以后,引进的人才也变成我们的人,引进人才也会和陕科大一起共同成长,共同感受挫折,共同欢呼我们的胜利,他也会对陕科大产生感情。小平同志讲,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按照这种说法,所有陕科大的人,不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是陕科大的儿子,不存在儿子、女婿之分。因此,这个“气走儿”的说法,我觉得观念上不对。凡是引进的人才都是陕科大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对引进的人和现有的人,特别是现有的人,确实有一个培养的问题。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时,我们这些省属院校承担了大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985”院校承担的很少。当时为了解决教师资源紧缺,为了培养人才,有一些学历层次不是很高的人被招聘进来了。对这些人,前一段时间或者说近十几年来,他在第一线讲授课程,确实为学校,为高等教育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高等学校其他职能的彰显,除了讲课以外,其他的职能他都承担不了,能力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我们学校正是基于历史现实的考虑,制定了“学历提升计划”,就是想通过这些教师的学历提升,进而提升这些人人才培养和承担高等学校其他职能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学校现在专任教师的博士化水平达到50%以上,那么还有40%多不是博士,需要进行学历和能力提升。我们提供支持条件,支持他们在国内的“985”、“211”高校或者国外高校去攻读学位。考虑到攻读学位第一年的学习任务比较重,我们把第一年的教学工作量给他免了,不用上课,学校发全额工资津贴。其后几年逐渐减少一些工作量,以此来鼓励和支持教师学历提升。就是说,学校拿钱支持教师去攻读学位,学费由学校承担,工资津贴照常发放,另外再提供三万至五万不等的额外奖励。如果老师能在规定的年限内拿到学历,学校承担工资津贴、培养费用及额外奖励,如果在这期间再拿到基金或者其他学术成果,学校还会给予另外的奖励。所以说,对原来的人,我们要对他们做出过的贡献给予肯定。当然这些鼓励政策对新引进的人也同样适用,比如说,如果愿意去国外访学、做博士后研究,学校也一样给予政策支持。

陈志文:如果你面对一些海外的高层次人才,你如何去吸引他们,说我有什么欢迎你来,希望你能来。

姚书志:首先是事业平台,就是支持他能开展事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五个层次的人才引进,第一类的“学科领军人才”,学校给予10002000万的科研启动费;第二类特聘教授这一级,学校给予800万左右的科研启动费;新毕业的博士中有能够符合我们副教授的标准,也就是达到“高水平博士”层次的人才,学校给予30万的科研启动费。不同层次的人才学校都提供相应的支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学校为引进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岗位待遇和生活待遇。人才不能叫他为五斗米折腰,不能吃不饱肚子,我们就在生活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照顾。

第三个,提供团队支持。学校近两年从985高校、从中科院体系、从海外留学生中招聘优秀博士160余名,其中达到高水平博士及青年拔尖人才遴选条件的有66名,招聘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将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充分的团队支撑。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以根据学科背景及方向将新进高水平博士纳入自己团队,服务于团队的整体科研工作,团队成员的岗位待遇由学校承担。对于学校重点建设学科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学校根据其团队科研规划,单独预算科研启动经费。比如说我们引进的材料学科团队,仅科研启动经费预算6000万元,团队成员分别按相应的人才层次享受引进待遇。目的是通过团队整体引进的形式,快速提升我校重点建设学科的学科水平,力争在国家的“双一流”建设中争得一席之地。

第四个,通过改革驱动创新。学校一直在谋划成立类似于“前沿研究院”的管理服务机构,努力打破现有的人才管理和考核机制,充分吸收国外或国内高水平大学对高层次科研人员的管理服务经验,进一步厘清学院和前沿研究院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管理职能。学院层面负责人才培养,前沿院负责科学研究,学校负责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学校现有的科研团队和引进人才组建的科研团队统一由前沿院负责管理和服务。其中每个科研团队配备规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的科研人员,流动编制的科研人员教学工作由各学院统一负责,科研工作由前沿院的各个研究团队统一负责。从而进一步激发现有教职工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产出更多的标志性成果。

陈志文:您做校长一年多了,又做副校长十来年,您对陕西科技大学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或者愿景?

姚书志:我们学校的“十三五”规划已经做好了,就是要把学校建成一个国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这就是我们的愿景。如果说“国际知名”高校可能我们达不到;但是,如果仅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高校,我想我们建校58年来的所有教职员工也不会答应。另外,我们是西部基础能力建设高校,这是国家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是陕西省的高水平建设大学,陕西省对我们也有要求。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或愿景的时候,有些教师觉得我定高了,也有教师觉得我们定低了。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现有的状况和58年的积淀,用5-1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目标还是合适的。

陈志文:我注意到你的经历,你实际上是从政府然后到学校。在政府的角色里我特别注意到你做过规划和高教,也就是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再到学校,会让你对学校的理解、高校的理解,包含高校管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开始讲了很多,和其他学校校长不一样,就是似乎你是消极的,为什么是消极的,因为你是冷静的,包括对自己的发展定位也是冷静的。我想问一下,从官员到校长,你觉得这个角色转换里边最大的区别、感受是什么?

姚书志:其实最早我也在学校工作过。我从西安交大毕业后便留校工作,待了十年。后来到了省教育厅,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对于高校而言,其实在《党章》中间,就把高校规定为基层组织。对这个基层来说,有许多面对面的问题你需要处理。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行政机关主要是制定政策,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不是它的职责。机关当然也有个政策的科学性、覆盖面的问题。但学校相对于行政,头绪要复杂得多,尽管我们也制定政策,整体而言属于执行层面的政策,学校政策就是要非常地注意每一个教职工的感受。因为如果考虑不到教职工的切身感受,或者说如果某个问题处理不当,或者是一些问题没有考虑仔细的话,就容易引发矛盾。所以说两个单位可能对人的素质要求还是有差别的。高校校长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责任,这可能也是中国校长和外国的校长的不同之处,因为中国校长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陈志文: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的校长怎么定位的问题。我一直反对一个有很多专家讲的观点,教授治校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话一定要有限度的提。不要讲美国是这样,我们就这样,这是两回事。更何况美国不是这样。我到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我问田长霖从一个教授到伯克利校长之间的区别,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钱”。因为他做校长了,他要负责给学校筹钱,不是我们大家想的美国就是教授治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校长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角色。

姚书志:在国外他可能有筹钱的责任,但在国内的校长要处理的不仅仅是钱,既要管经济,也要管政治,还要涉及文化等方面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有些比较高水平的人才就有家属问题需要学校来解决,像孩子上学之类的事情,都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新校区,就有很多“农扰”需要协调。再比如说,某个学生因心理问题出走了,家长来找学校,我们就要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我们承担了无限的责任。我们承担了高校四大职能之外的很多任务,这些都需要理顺、摆平。否则,你就不能给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就不能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心、和谐的学习环境。

陈志文:你刚才用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叫“摆平”,必须去摆平。其实你原来的经历给你做校长带来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东西?你这个校长完全和那些从教授成长为校长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给你带来了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姚书志:不见得不一样吧。就自己谈自己,我觉得过去的工作经历给了我一个宏观的视野,在进行人才方面的改革时,除了学校层面以外我会更宏观地放在陕西省,放在全国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改革是否合适;在制定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的时候,不会专门去“求全求大”,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计划,2012年是5700人,2016年已经减到4600人。

陈志文:了不得。“985”学校是这样做的,地方院校很少这么干,因为减学生就等于减经费。

姚书志:我就觉得应当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问题。高等学校究竟是干什么的?培养人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我们究竟完成得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那么多教学资源和师资保证我们能按照国家的要求,完成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的培养任务?我们如果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当这个校长就觉得问心有愧,愧对国家的托付,愧对学生以及家长的信任。

陈志文:你是站在陕西的高校以及学科发展的大环境下,去思考学校的各种规划、定位包含政策,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姚书志:我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陈志文:从你个人来讲,作副校长十年,当校长一年多,你简单评价一下自己这个校长做得怎么样?

姚书志:我曾经给省委汇报,也给我们学校的同志讲,我不对自己作干得好坏这种价值评价,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一个很尽职的校长,一个很投入的校长。

陈志文: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点,你们把招生计划从5700降了1100,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地方院校主动这么大幅度降,一般以前我听别人讲的都是“985”学校在这样做。那么,你认为你给学校做的比较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姚书志:我还是想要给学校树立一个理念,就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理念,从我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全校大会上这么讲。经过一年的努力,当然中间有全国学科评估这个契机,现在学校的教师起码已经知道学科建设是什么,为什么要搞学科建设,怎么来搞学科建设。对于我们这一类省属高水平大学,要把学科建设搞上去有着非常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要大家有这种自觉性,只要上下一致,肯定就会搞好的。其实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在“985”学校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一类学校还有一个统一思想的问题。

陈志文:有什么遗憾?

姚书志:遗憾是我的性子还是比较急,有时候比如说和同事,和我的下级会发脾气。我在去年年终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归根结底还是党性修养不够的问题。本来可以采取更好的、更平和的方式来解决,但自己如果急躁的话马上就会拍桌子,有些问题还是处理得比较生硬。我们现在改革的幅度很大,但是改革就是利益调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好自己某一方面受损失或做出牺牲,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所以说,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之间关系的把握,对于国家是一个很高的学问,对我们学校也是个很高的学问。

陈志文:姚校长是我见过的校长里比较特别的一位,特别的经历让他视野很开阔,也非常的务实,对学校的发展有一个清醒和清楚的定位。那么希望陕西科技大学在这种清醒和清楚的定位下,借着“双一流”的东风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创造出新的成绩。谢谢大家!

姚书志:谢谢!

(注:专访中的相关数据引用截至专访之日)

新闻链接:陕西科技大学校长姚书志教授专访-聚焦双一流系列访谈-学术桥
http://www.eol.cn/html/acabridge/fangtan/sust/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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